“我们对两岸关系的未来更加充满信心”（两岸观察）
所以儒学的复兴和近代以前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，它并不是要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对立起来，更不是要拿儒学作为排拒外来文化的口实。
而这种本真性是基于特定的文明传统和特定的历史文化，其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所属成员的思想变化是有其自身轨迹可循的，不因时代的改变和评价标准的游弋而彻底丧失掉认同感。因为儒家传统从来都不追求否弃现实的超越性，是故将西方社会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简单地移植到儒家的身上，只能说是一种观念的错置。
批判的传统主义相较于成熟的现代主义和中西会通派，可以说尚处在一种意识汇聚的状态之中，还不是那么的清晰和明显，因此在思想主张和学派表征上，还缺乏鲜明而又统一的特征，在当下的儒学实践中，其理解的路径和表述的方式也是各行其是、散乱无序的。这样，儒学的非经学化和儒家思想叙述方式的转移，就成为儒家身份能否通过时代之过滤和有可能继续存活的前提条件，也成为儒学资源与时偕行、实现现代转化所必须要面对的抉择。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历史创痛和文化选择之后，中国走上了一条向现代化迈进的途程，如何向西方学习以应对西方的挑战，便成为了时代的主潮。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眷顾和其儒学价值信念的执着，使得当代新儒家的哲学化诠释工作，不可能是完全照搬西方哲学的，而只能是为我所用式的借拿。当时先进的学人无一不站在反传统的行列，决心要对于圣人圣经干裂冠毁冕、撕袍子、剥裤子的勾当（钱玄同语），而维护传统几乎成为反动、落后、顽固、冬烘的代名词。
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创造性的，既是一种批判，也是一种诠释，正是在批判与诠释的双向互动中，吸收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新知识来改造传统儒学，以图重建儒家本位的文化系统。国学热兴起之后的儒学复兴运动，经过了20多年的演进，已经由微渐著，面临着重要的关节点，当代的儒学研究也已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。其三，是提倡去奢节俭，废刑省罚。
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之为求全文化，追求万全，争取圆满，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，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影响着广大民众的心态意愿。老子的观点是，统治者只有贵生重己，适可而止，知足常乐，方可远离祸害，免除灾难：名与身孰亲？身与贷孰多？得与亡孰病？甚爱必大费，多藏必厚亡。决不能为求全而大包大揽，决不应为全胜而放弃战胜，一切要突出重点，抓住关键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以正合，以奇胜。因此，天地必须冷血不仁，即对生物之间的弱肉强食不予干涉。
孙子之所以被尊称为兵圣，就是具备了这种区别能够办到与不能够办到的能力。前层意思表明老子注重治国是其学说的必有之义，韩非子苦心孤诣喻老解老，司马迁将老子与韩非同入一传，绝非谬论知音。
第三是提倡管治的方式应该尽可能做到简约﹑明快，不讲求繁文缛节，不违背天然本性，事半功倍，效率至上。基于这样的感悟，老子主张贵柔，守雌，进道若退，知其雄，守其雌。指出战略家最大的过错，在于不分主次轻重和缓急，眉毛胡子一把抓，西瓜芝麻随地捡：故备前则后寡，备后则前寡，备左则右寡，备右则左寡，无所不备，则无所不寡。补药、补酒喜欢冠名为十全大补药。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它也是高明的领导艺术，它提醒人们，凡事都要设立一个远大而崇高的理想目标，朝着尽善尽美的方向去积极努力。由此可见，在兵圣孙子那里，理想上求全与操作上重偏是高度统一的。它的意思有两层，首先鱼是好东西，还是要吃的，而不是不吃，这在政治上就是要管治，而不是真的放任自流，无所作为。其次，是主张顺遂人性，因循为用。
于是乎，祝福词最通行的是万事如意。其中，在理想层面的求全和在操作层面的取偏，就是孙子朴素辨证思维理性的表现。
很显然，老子以道法自然的基本立场出发，视政治高压﹑暴力强制为治国上的最大失败。孙子的兵学理论体系固然博大精深，胜义迭呈，但是更让人为之折服的，乃是孙子在论述具体军事问题时所蕴含的思想方法论，它洋溢着朴素辨证的思维理性，为人们正确认识、高明解决军队建设与战争实施提供指导，也为人们从事其他社会领域的活动带来启迪。
老子反对用道德仁义等外在力量去强行改变什么，规范什么：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即任凭天下万物自生自灭而不加任何干涉。知天知地，胜乃可全，兵不顿而利可全，自保而全胜，全国为上，全军为上等等可见。很显然，孙子有关求全与取偏平衡统一的辨证思维，反映了理想与实际的统一，终极目标与阶段任务的统一。在老子看来，仁义孝慈是人类的自然本能，无需汲汲倡导而已自然存在，一旦倡导，必须在利益驱动下导致大量伪道德出现，造成真道德丧失：大道废，有仁义。这也许可以称作为取法其上，得乎其中。治大国如烹小鲜，这是老子的名言，也是构筑老子治国理念的逻辑起点。
主张用全胜之策角逐于群雄，争胜于天下：屈人之兵而非战也，拔人之城而非攻也，毁人之国而非久也，必以全争于天下。第四是强调治国的手段要善于体现以静制动，以不变应万变的特点，达到成功遂事，莫知其状的理想境界。
它比亲而誉之儒家政治高明，更比以畏之为特征的法家政治优越，的确是了不得的治国利器，不世出的政治智慧。在他的心目中，求全只能是一面旗帜、一种理想、一个口号，如果过于拘泥于全胜，而忘记了战争厮杀这个残酷的铁血事实，将理想同实际简单地等同起来，则不免是迂远而阔于事情，自欺欺人了。
全在孙子的兵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，如同孔子学说的核心仁、老子学说的核心道、墨子学说的核心兼爱一样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正因为孙子早已将这层关系明了于胸，所以他在高举全胜这杆大旗，理念上汲汲追求万全之策的同时，在具体操作的层面上一直磨励战胜这把尖刀，注重取偏的实效。
比如野兽吃草，人类吃狗，表面上似乎很残忍。孙子真正明白了舍得这层道理，得与失是辨证的，舍得舍得，说到底是有舍才有得，所以孙子强调五不：途有所不由，地有所不争，城有所不攻，军有所不击，君命有所不受。但这却是生物的真实本性，是生物界的天然生物链。在孙子看来，推行全胜战略是理之所宜、势之必然。
至于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，更有必要借鉴孙子的用兵真艺术、人生大智慧，做到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敌而制胜，水无常形，兵无常势，分清缓急，甄别主次。第二是要知足常乐，进而荣辱皆忘。
后一层意思表明老子的治国之术有自己的鲜明特色，作为典型的君人南面之术，它仍是形式上的无为和实质上的无不为的水乳交融﹑浑然一体。主张集中兵力，发挥优势，寻找突破口，各个击破。
因此，留给圣人的选择只有一途：绝仁弃义，民复孝慈。在老子看来，在治国上依赖刑法的强制力，是典型的妄为，违背自然好生爱德的本性，舍本逐末，捡了芝麻丢了西瓜，注定没有任何出路。
换言之，孙子已清醒地认识到，一味追求万全之策是不现实的，因为先作万全之计，然后图彼。在老子的眼里，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自然属性，所以最高明的统治理应顺从客观，尊重自然，既不有为，更不乱为，因势利导，率理而动，一切道法自然，凡是无为自化。老子指出，面对利益驱动下日益严重的人心不古，世风日下现象，日益猖獗﹑无奇不有的犯罪触禁，依靠刑事处罚的办法无济于事，一筹莫展，甚是是南辕北辙，适得其反。在这种策略原则指导下，老子的治国之术当然要带有浓厚的阴柔特征。
宴席讲排场，乐意摆什么满汉全席。老子的观点是：理想的世界应该是不争和谐的混沌状态，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，关键是占据着权力资源的统治者主动降低自己的身段，与处在下游的草民们打成一片，消除彼此的隔阂，离开矛盾的漩涡，这就是所谓的贵以贱为本，高以下为基。
为之于未有，治之于未乱。为此，孙子逻辑地推导出用兵上的最上乘的境界：上兵谋伐不战而屈人之兵。
同时在必要的时候，让治国的理念与方法随着情况的变化，形势的发展，而有所调整，有所改变，与时迁移，应物变化。不可单凭主观的意念率意为之，以致走向事物的反面。